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以其辉煌悠久的历史、辽阔雄奇的地理环境以及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所创造出的巴蜀文化而闻名。在璀璨绮丽的巴蜀艺术史上，民间雕刻和地方戏曲无疑是两枝值得称道的奇葩。明、清以来，四川戏曲进一步发展并和民间雕刻相融合，形成了遍布城乡格高艺绝的民间戏雕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艺术形式，其工艺水平、艺术成就、文物价值均堪称蜀中艺苑瑰宝。开展四川戏曲雕刻的搜集、整理、研究，不只是对开拓四川戏曲理论研究新领域，探索民间雕刻艺术历史轨迹，更好地学习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有着积极的意义，而且对于面向未来，努力弘扬民族文化，积极开发旅游资源，迎接入世挑战，实现四川在西部大开发中的自身价值都有一定的作用。

    雕刻艺术，是运用物质材料为视觉和触觉提供实体造型的艺术，它运用雕、塑、刻、凿、琢、磨等手段塑形象，把质材纳入审美活动之中。四川的民间雕刻多以石、木为材料雕造作品，其历史远溯汉唐。尤其是唐宋以来，受佛教文化的影响，雕刻题材多为宗教内容，以佛教摩崖石刻造像为代表的大规模创作活动一度遍及全川，为我们留下了数以万计的精美作品，以佛教摩崖石刻造像为代表的大规模创作活动一度遍及全川，为我们留下了数以万计的精美作品，其中最有名的如唐代乐山凌云山大佛造像；广元皇泽寺、千佛岩摩崖造像；巴中南龛摩崖造像；宋代安岳卧佛院、圆觉洞摩崖造像；大足北山、宝顶山摩崖造像等。在这些雕刻作品中，尽管也有少量的世俗化内容如各种经变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场景，而主要的则是大量的佛祖天王、诸天菩萨、金刚力士之类的人物形象。明清之间，四川几经战乱后，社会生活逐步趋于安定，随着人们审美习俗的变化，大型的宗教造像活动日趋减少，而附属性装饰雕刻却逐渐盛行起来。尤其是入清以来，四川地方戏曲的兴盛发展，为丰富民间雕刻内容提供了条件，推动了四川民间戏曲雕刻的发展和普及。

    追溯四川戏曲发展的历史，上至三国的“参军戏”，中经唐代的“戏弄”，宋代的“川杂戏”，及至明时的“川戏”，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过自己的辉煌，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川剧则是在明清以后随社会的动荡整合。逐步形成并发展昌盛的。清王朝在建立了对全国的统治之后，对累经战乱而“土满人稀”的四川，实行了移民政策，于康熙四年“招两湖、两粤、闽、黔之民实东西川，耕于野；渠江左右、关内外、陕东西、山左右之民艾于市”（《清圣祖实录》）。四川人口急增，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很快形成“五方杂处”，“土客错居”，商贸兴盛，经济繁荣的局面。由于各地移民入川，商业往来活动频繁，各省同乡会馆纷给建立，南北声腔流播传入，经过长期与四川方言土语、民风习俗、民间音乐舞蹈的融合衍化，终于形成了后来以昆、高、胡、弹、灯五大声腔为其特色的四川地方戏曲剧种——川剧。在四川城乡频繁的演出活动中，涌现了不少身怀绝技的著名艺人，上演了成百上千的剧目——川剧。在四川城乡频繁的演出活动中，涌现了不少身怀绝技的著名艺人，上演了成百上千的剧目，产生了一大批富有改革意识的剧作家，吸引了各阶层的广大观众。戏曲演出成了人们酬神赛会、休闲娱乐、倡行教化、艺术审美活动最普遍最直接的形式。

    四川民间雕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明显的变化。形式上已由大型的寺院、摩崖造像趋向民居、戏楼、牌坊、墓葬等建筑附属装饰；内容上由诸天菩萨、佛仙人物等宗教内容，转变为除传统花鸟鱼虫纹样外的以舞台人物造型为特征的戏曲节目和历史故事。而号称“唐三千、宋八百，演不完的三列国”的川剧，正好是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料库。于是四川民间戏曲雕刻这朵奇葩便在巴蜀大地枝繁叶茂地开花结果了。从我们长期调查搜集到的二千多件作品看，时间跨度上至南宁淳熙十一年，下至民国二年，其中大量属清一代，恰好说明民间戏雕的兴盛和戏曲的繁荣是同步的。它的载体包括会馆、民居、寺院、牌坊、祠堂、墓坊、戏楼、香炉、水缸、家具……，质料有各种木材、石料、土陶、瓷片……，地域遍及川东万达州万源、川西雅安芦山、川北绵阳盐亭、川南宜宾叙永……。林林总总，汇成四川民间戏曲雕刻之洋洋大观。

    促成四川民间戏曲雕刻如此盛行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以为不外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清初，社会经济生活发生急剧变化，在清政府的倡导扶植下，手工业、商业得到恢复和发展，来川经商的外省商人经营致富者日多。于是同乡会馆、豪宅华居、各姓宗祠建筑应运而生，传统的花卉鱼兽纹样已不能满足日趋繁复的装饰需要，戏曲雕刻自然居了种类建筑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早年到自流井经营井盐生产而致富的陕西商人，为炫耀郡邑，款叙乡情，集资修建的以关羽为保护神的西秦会馆，规模宏大，装饰豪华，金碧辉煌，戏台、门窗、衬枋、屋脊、撑弓等都以木、石为材料雕刻戏曲故事。又如有雕刻之乡美称的雅安上里镇，明末时曾因五姓大家（民谚有所谓“杨家顶子——官宦世家，韩家银子——官商钱多，陈家谷子——田粮大户，许家女子——红颜勤劳，张家碇子——骨科习武”）聚居而称五甲口。其中韩姓一家，系清初由晋南入川，经商致富，定居于此，家资富有，酷爱戏剧，耗巨资修建的由七个院落环山丘组成的“七星抱月”韩家大院，建筑布局严谨，风格独特，木刻镶嵌戏曲故事上千幅，有“川西民间木雕博物馆”之称。

    第二、安定的社会环境和百姓生活水平的改善促进了戏曲的繁荣，达官富商的家乐班和商业性的戏班遍及全川，其高台教化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老百姓在娱乐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戏曲故事的美丑善恶、忠奸贤愚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潜在意识，甚至成为他们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于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戏曲故事就自然地取代宗教故事成为民间雕刻乐于撷取的题材。根据建筑物的不同功能，恰当选择特点鲜明、意蕴深远的戏曲故事作为装饰纹样，成了建造者与雕刻艺人共同追求的目的。如祠堂类建筑总要选择《卸甲封王》《五桂联芳》《三元及第》之类标榜家声、显赫门第的故事题材，而节孝牌坊类建筑总要雕刻《雪梅教子》《安安送米》之类褒扬贤孝的戏曲节目。

    第三，民间石、木雕刻作为建筑附属装饰被广泛采用，表现题材上人物形象与传统的花卉方胜图案逐步并驾齐驱，甚至有所超过。生活在民间的雕刻艺人对历史知识的获取往往来自舞台，他们所塑造的人物也基本上是按戏曲人物造型，因而戏曲故事雕刻成了人物场面的主要内容。当然，民间戏曲雕刻绝不只是舞台形象的机械照搬，其中更有民间艺人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体验，丰富创造，包括对山川树丛、房廓瓦舍等环境的配置以及桌椅杯盘、舟车鞍马等道具的刻画。惟其如此，这些既源自舞台又出自生活的戏雕形象才为广大群众所接受，为观众所喜爱，甚至为戏曲演员所认同。如四川各地戏楼普遍在四周栏板上雕刻有戏曲故事，能否读懂这些所谓“哑巴戏”，一度成为检测演员水平高低和阅历深浅的试金石。